1941年，新四军作战科长找到刘奎，对他说：“部队要过江了，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。”刘奎一愣：“就我一个人？”科长回答：“还有两个重伤员！”
1941年4月，皖南濂坑的一处深山坳里，山雾浓得化不开。
新四军突围部队临时党支部书记李志高（军部作战科长），在一棵大松树下找到了军部参谋刘奎。
刘奎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没几天，浑身衣服被荆棘挂得稀烂，脸上黑一块白一块，正蹲在地上用石头磨一把缺了口的砍柴刀。
李志高走上前，递过去一根揉烂的旱烟叶。
刘奎接过来塞进嘴里嚼着，没说话。
李志高拍了拍他肩膀上的泥土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部队要过江了，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。”
刘奎手里的动作停了，抬头看了看四周空荡荡的树林，一愣：“队伍在哪？就我一个人？”
李志高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一把有些生锈的驳壳枪和五发子弹，塞进他手里：“还有两个重伤员。”
这两个重伤员，一个是李建春，另一个是军部警卫员黄诚。黄诚是在蜜蜂洞为了保护项英首长，被叛徒刘厚总开枪打伤的，子弹从脖子穿过去，到现在还只能躺在干草堆上哼哼。
李志高捏了捏刘奎的胳膊：“枪就这一支，子弹就五发。过江的路被国民党封死了，重伤员带不走，交给你了。”
刘奎把驳壳枪插进裤腰带，吐掉嘴里的烟叶，闷声说：“放心，只要我不死，他们两个就丢不了。”
大部队当晚借着夜雾悄悄北上。
刘奎在当地地下交通员凤志旺的引路下，摸进了乱石洞。
洞里阴冷潮湿，弥漫着一股伤口化脓的恶臭。李建春和黄诚躺在草堆里，脸色像白纸一样。
见刘奎进来，李建春挣扎着想坐起来：“刘参谋，队伍走了吧？你把枪留下一支，自己走吧，带着我们是累赘。”
刘奎过去一屁股坐在草堆旁，撕开自己的衣角给黄诚重新包扎脖子：“少废话。老子留下来就没打算当逃兵，有我一口干粮，就有你们一口汤。”
山上的风一天比一天凉。
刘奎白天在林子里采草药，晚上摸进村子找老乡换点小米。没过半个月，两个重伤员在老乡家的红薯窖里硬是挺了过来，能扶着墙下地了。
刘奎也没闲着。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人脉，在深山老林里陆续收拢了几个在皖南事变中失散的年轻战士。
加上两名渐渐恢复的伤员，这支“游击队”总算凑够了八个人。
可队伍里只有刘奎手里那支李志高留下的旧驳壳枪。其余七个人，手里拿的都是劈柴的弯刀和削尖的竹竿。
“刘参谋，咱总不能指望拿竹竿去和国民党保安团拼命吧？”李建春靠着树干，有些干着急。
刘奎用手指刮了刮驳壳枪上的锈迹，冷笑一声：“怕个啥，庙首镇的伪乡公所刚到了一批新枪。明儿一早，咱去弄几支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通往庙首镇的黄泥路上，雾气还没散。
三个身穿黑制服的伪警察，押着一队壮丁打着哈欠走过来。
刘奎蹲在路边的茅草丛里，眼睛一眨不眨。等三个伪警察走到跟前，他猛地窜出来，冰冷的枪口直接顶在了领头那个警察的太阳穴上。
“别动，动一下脑袋开花！”刘奎一声暴喝。
身后几个年轻小伙子举着砍柴刀和竹竿一拥而上。
三个伪警察吓得魂飞魄散，当即跪在地上求饶。刘奎没废话，收了他们的三支步枪和子弹，顺便把他们的黑制服也扒了下来。
“穿上，跟我进公所。”刘奎把警服往李建春和黄诚怀里一扔。
几分钟后，换上警服的刘奎带着人，大摇大摆地进了庙首伪乡公所。
伪乡长正坐在桌前喝茶，一抬头，还没看清来人是谁，一柄锋利的猎刀已经“夺”的一声，死死扎在了他眼前的红木大案上，刀柄还在乱颤。
“新四军游击队，想要命的，把枪都给老子放下！”刘奎一只脚踩在椅子上，拉开了驳壳枪的保险。
屋里的几个乡丁一看这架势，直接把手里的中正式步枪扔在了地上。
这一仗，刘奎没费一枪一弹，背回了十几支步枪和两箱子弹，连伪乡公所里的军装和干粮都给扫荡了个干净。
“黄山游击队”的名号，就这么在皖南的大山里扎下了根。
消息传开后，散落在各地的地方游击队员，陆陆续续穿过封锁线找上了门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当初只带着两名重伤员和一支破枪的军部参谋，在随后的两三年里，硬是把这支八人小队，发展成了拥有八百多名铁血战士的抗日劲旅。
国民党甚至在城墙上贴出了告示，悬赏两千块大洋要刘奎的人头。
在往后的战斗里，刘奎经历过叛徒的告密，也曾为了掩护电台撤退，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跳下去，但他愣是活了过来。
战友们和当地百姓都称他是“打不死的刘奎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奎被授予大校军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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